2016年中國經濟實現企穩，得益於基建、地產、汽車三方面的拉動。從今年開局的1-2月份經濟數據來看，當前工業生產和基建投資保持較高的景氣度，同時一些微觀層面的數據（如發電耗煤、高爐開工率、粗鋼產量、挖掘機銷量等）似乎指向當前經濟仍然處於“前高”階段中。目前市場對本輪經濟周期的看法以及未來3-5年經濟走勢似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到底該如何理解本輪中國經濟周期的驅動因素呢？

　　剖析較高景氣度的經濟數據背後，驅動力量之一是自去年三季度開始的補庫存週期。一般而言，主動補庫存會伴隨著經濟名義增速的上升。特別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國內供給側去產能的背景下，工業品價格大幅上漲，推動PPI快速上升，引致企業加大生產和庫存回補。補庫存引致工業回升，隨著未來庫存的回補，工業活動將更多依賴於需求端的改善，同時去年下半年以來投資品價格指數上漲，也推動名義投資回升。

　　與此同時，2016年下半年以來，機械設備領域也出現回暖態勢，今年以來中游的工程機械板塊表現較好，加之近期工程機械銷量同比大幅增長，也引發市場對以設備更新和資本開支為驅動的朱格拉週期可能初步啟動的設想。

　　基於目前位置上的判斷，如何看待本輪經濟周期及其持續性？本輪週期與以往的周期有何異同？作為背後驅動因素的補庫存週期以及當前設備更新周期在未來會如何演變？從更長的維度來看，又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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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庫存週期的視角看中國經濟短期波動

　　庫存週期（基欽週期）是經濟的短期波動。經濟學家約瑟夫.基欽1923年發表的《經濟周期中的因素與趨勢》一書中研究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與美國的物價、利率等指標，發現經濟存在約三年的周期走勢。同時，影響經濟短期波動最主要驅動力量為庫存投資變化，即當生產過多時，生產者就會減少生產安排消化存貨，從而帶來產出下降。庫存週期對於經濟周期、工業周期存在一定相關關係。在工業周期和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企業會根據需求的變化調整庫存狀況​​，導致庫存狀況伴隨工業周期與經濟周期發生週期性變化。補庫存大概率對應經濟回升，去庫存對應經濟回落。並且，經濟周期一般領先於庫存週期2個季度左右，工業周期領先於庫存週期約12個月。庫存週期相對於GDP來說彈性較大，相對於工業增加值來說趨勢更平穩。

　　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經濟體，存在較為完整的庫存規律。1993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93-97、97-01、01-05、05-09、09-13、13-16五輪庫存週期，每輪週期4年左右的時間，目前美國在新的一輪補庫周期。日本經濟也展現出了明顯的周期波動特徵，日本經濟自94年同樣經歷了94-97、97-99、99-02、02-06、06-09、09-13、13-16等六輪規律的庫存週期。然而從長周期來看，日本經濟長時間受製造業產能過剩困擾，經濟增速不斷下滑。韓國也具有一個典型的3-5年的存貨週期。因此，3-5年的存貨週期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

　　庫存週期與驅動因素

　　一個完整的庫存週期經歷四個階段，分別為被動去庫、主動補庫、被動補庫、主動去庫。同時，庫存週期與經濟周期的雙向作用機制具有放大效應。在經濟上行初期，由於生產平穩需求回升企業於被動去庫存階段，隨著需求的不斷攀升出現商品“量價齊升”，企業主動擴大生產進入補庫周期。隨著邊際需求放緩經濟周期見頂，需求小於供給使庫存不斷累積進入被動補庫階段。隨後，企業生產動能減弱，主動減少生產，進入主動去庫存階段。

　　企業的盈利修復和庫存變化主要由“量”與“價”兩個因素共同驅動。在經濟周期上行階段，需求上漲價格不斷攀升，使得企業盈利修復，支撐了企業庫存週期的持續性與補庫強度。若在有“價”無“量”的弱需求條件下，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拉動企業補庫，但需求疲弱將影響補庫的持續性與強度。從歷史週期來看，強週期的主動補庫周期長於弱週期兩個季度左右。

　　中國歷史庫存週期分析

　　歷史上來看，我國庫存週期以及強弱規律能夠清晰呈現。以工業增加值和PPI兩個指標為例，從2000年以來，已經歷5個週期的輪動，每個週期約為3到4年。以更為直觀的庫存指標——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來觀察，該指標自2000年起同樣經歷了5個週期的輪動。存貨同比上升則為補庫存，存貨同比下降則為去庫存。同時，PMI作為一個景氣擴散指標，其分項下的產成品庫存和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的趨勢性有較高相關，但PMI庫存短期內高頻變化，所以此指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2000年之後，中國經歷了2000-2002、2002-2006、2006-2009、2009-2013、2013-2016年等五輪庫存週期。其中有三輪週期偏強，分別是2002-2006、2006-2009、2009-2013。強週期都是在“量價齊升”的共同驅動因素下形成。2002年強週期下，98年房地產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和加入WTO，中國進入投資與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地產投資鏈條與出口鏈條是拉動總需求並刺激企業補庫的主要動力，此輪強週期維持了42個月。2006年的周期偏強是由於全球經濟逐漸復蘇，中國的低勞動力成本與美國積極的經濟政策疊加房地產投資增速再次增長，供需兩旺引導企業進行補庫，週期時長40個月。2009年的周期偏強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四萬億”有效拉動經濟，一系列量化寬鬆政策刺激需求，促使工業企業補庫，本輪強週期時長47個月。三個強週期補庫存時段均在27個月左右。

　　2000-2002、2013-2016有兩輪弱週期，週期時長分別是29個月和35個月，補庫周期均為12個月左右。在需求偏弱的情況下，價格上漲一定程度可以帶動企業補庫，但持續性較弱。從1996年5月至1999年底，經濟經歷去庫存階段。1998年起，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推動去產能措施，逐步清除落後產能。到2000年初，隨著庫存水平見底和需求相對穩定，價格和利潤開始回升，庫存開始回補。但由於新的增長動能沒有出現，終端需求低迷，補庫期曇花一現，在2001年初再度進入去庫存階段，並持續到2002年10月份。2013年的補庫弱週期也有著類似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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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前的補庫存週期能否持續？

　　本輪庫存週期從2011至2016年6月份為持續去庫存階段，“去庫存”超額完成任務後，生產及流通環節的庫存已至低點。自2011年起PPI經歷了54個月的負增長後於2016年開始修復，並於2016年9月由負轉正。由於2016年下半年需求相對平穩並且PPI持續上漲對庫存投資的拉動，2016年7月開始補庫存週期。截至2016年底，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同比持續回升至3.2%，PMI生產指數與採購量指數的運行中樞上移，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開始改善。

　　分行業來看，上中下游製造業均進入主動補庫階段，上中游補庫力度較大。代表上游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以及中游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已實現庫存回補較快增長。代表下游的酒、飲料和精製茶製造業庫存回補同比增速相對較緩。

　　今年開局，工業生產保持了較高的景氣度，一些高頻數據也顯示出積極跡象：作為克強指數觀測標的之一的鐵路貨運量持續增加。2月份全國鐵路完成貨運量2.81億噸，按年增長19.4%，增速較今年1月10.4%有所加快，連續第7個月實現正增長。發電企業日均耗煤量有所增加。今年2月發電耗煤量日均為55.06萬噸/天，相比於去年同期日均39.19萬噸/天，同比增加40.5%。粗鋼產量同比提升。今年1-2月鋼材產量仍然增加，今年1-2月全國粗鋼產量同比增加達到5.8%。自去年三季度以來，重型卡車市場表現良好。根據中國重汽 ( 14.41 -5.26% , 買入 )（5.90 +2.97%）公佈的數據，1月和2月重型載貨車銷量同比增速為79.26%和122.05%，2月數據為近6年來的新高。

　　然而考慮到去年1-2月份工業產出增速基數較低，故而今年年初的工業產出增速算不上強勁。耗煤增速的偏高與水電走弱有關，年初以來全國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少，受此影響，水電發電量大幅減少，而火電負荷提升，火電發電量的提升自然對煤的需求會加大，導致煤炭供應緊缺，從而短期內支撐了煤價上漲。

　　未來補庫能否持續主要依靠需求端與價格對投資正面拉動支撐。從需求端來看，受益於地方政府加碼基建投資，PPP加速落地，將成為年內穩定需求預期的重要力量之一。補庫存引致工業回升，隨著未來庫存的回補，工業活動將更多依賴於需求端的改善。從近期的監測數據看，發電煤耗增速回落，鋼鐵高爐開工率回升，尿素開工率、玻璃產能利用率持平，顯示短期內生產基本平穩但仍須跟踪觀察。煤炭、鋼鐵庫存繼續回落，鐵礦石庫存回升，工業企業補庫存力度呈現分化態勢。

　　價格方面，我們認為PPI上漲僅僅是曇花一現，不具有可持續性，預計PPI將逐漸由2月的高點回落。3月南華工業品指數、原油價格、動力煤價格及鋼材價格的同比增速均明顯放緩，僅水泥價格增速回升；與此同時，CRB指數同比增速自2月來已連續兩個月回落，該指標大概領先PPI增速1-2個月，也印證了未來PPI的回落之勢。

　　事實上，1-2月經濟數據背後存在著不少隱憂（詳見我們此前報告《經濟是新周期啟動，還是“乍暖”？》分析），未來製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增速的可持續性仍然存疑。而近期乘用車銷售恢復較慢，30大城市房地產銷售下滑，顯示下游終端需求改善不足。面對外部環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以及國內“防風險”與“去槓桿”下流動性偏緊的約束，短期內經濟數據“乍暖還寒”、“冷熱不均”，並不意味著經濟已經啟動新一輪週期。

　　二

　　中國經濟的朱格拉週期

　　由法國經濟學家朱格拉提出的朱格拉週期屬於典型的中周期，平均週期長度為8-10年。它以設備更替和資本投資為主要驅動因素，而這兩個因素受機械設備使用年限、技術進度和實體產能利用率、投資回報率等因素影響。設備更新換代從而導致資本開支的周期性變化，在設備更替與投資高峰期拉動經濟快速增長，隨著設備投資完成經濟陷入低迷，從而形成有規律的周期變化，即為朱格拉週期。

　　1975年以來，全球經濟大約經歷了五輪朱格拉週期（1975-1982，1983-1992，1993-2000，2001-2008，2009-）。中國也經歷了4輪朱格拉週期（1981-1990、1990-1997、1997-2008、2008至今）。在觀察現實中的經濟周期時，我們可採用工業爐鍋的產量、5000戶工業企業投資情況、通用設備和專用設備工業增加值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指標來進行週期觀測。

　　關於中國經濟的朱格拉週期，工業鍋爐的產量增速代表微觀上製造業資本支出意願，從此指標可看到在1998-2007、2007-2015兩個週期，每個週期8-9年。此外，5000戶工業企業設備投資情況（截止至2013年）也呈現出了清晰的周期的特徵。通用設備和專用設備工業增加值的歷史走勢也呈現出朱格拉週期、庫存週期的雙特徵。從終端投資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樣存在1998-2007、2007-2016年兩個週期。

　　當前經濟是否進入朱格拉週期？

　　近期工程機械銷售量的快速攀升，引發市場對新一輪經濟周期的想像，較為樂觀的更認為是朱格拉新周期的開啟。儘管當前挖掘機行業供銷火爆，在過去四個月銷量同比增長70%的基礎上，1月淡季挖掘機銷量也達到了54%的高速增長，需求旺盛的局面也拉動了產量的提升。然而，目前的工程機械產量增長可能是短週期擾動，是否為新周期啟動的佐證仍有待進一步檢驗。從中長期數據來看，挖掘機產量自2011年19.4萬降至2015年9.2萬台，2016年略有增加。鑑於過去幾年工程機械銷量偏低，今年工程機械的銷量的升高也可能與更新換代的需求釋放有關，而非完全是由於經濟新增需求所拉動。與工程機械高度相關的柴油產銷今年回升速度並非特別明顯，這從一定程度上表明當前工程機械銷量大增部分源於設備的更新換代，而不完全是由於新增需求所引致。

　　2009年中國固定資本形成增長19.1%，此後經過7年的回落，2015年降至6.1%。從設備投資的增速來看，從2008年到達30.7%高點以後不斷回落，2016年全年增速只有2.1%。從設備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來看，中國企業資本開支持續低迷，從2008年到達最高點22.6%之後持續下跌，2016年降至18.8%。根據宏觀經濟及去產能情況，2017年可能仍處於2001年至今的產能週期的底部構築過程中。

　　從經濟結構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在減弱。過去輕工業、重工業和重化工業的發展，使每單位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是在增加的，而未來產業發展根據居民消費升級轉型越來越多向健康、養老、旅遊、娛樂和教育等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然而這些行業對水泥、鋼鐵、煤炭的需求是較弱的。從歷史數據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GDP這指標在逐漸上升，但2015年上升幅度大幅減緩，2016年則是與2015年持平。因此，固定資產投資再難大幅擴張。同時，此輪PPI上漲並不具有可持續性，如果用PPI來折算投資的真實增長率，那麼總投資的真實增速都處在近些年來的低位。

　　過去家電消費，汽車消費、房地產消費，或者出口增長等動能促進產能週期的更替，而目前還沒有出現新的經濟增長動能。新興產業（愛基 , 淨值 , 資訊）短期還不能夠替換傳統產業，引領經濟實現週期更替。未來仍將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傳統產業的出清。

　　理論上，朱格拉週期觸底回升帶動資本開支的增加，疊加工業品價格的回升以及存貨週期補庫時期的到來，進一步改善企業生產和投資意願，對中國經濟“穩增長”具有支撐作用。但從圖19的5000戶工業企業設備投資指數來看，仍處於一個中周期的下降通道之中，目前並不支持開啟朱格拉週期的新一輪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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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從制度週期的視角看中國經濟波動

　　經典的經濟周期框架如：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15-25年的庫茲涅茨週期、8-10年的朱格拉週期（設備更新周期），以及3-5年的基欽週期（庫存週期），背後驅動因素分別是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遷、房地產和建築業周期、機械設備更新換代和資本開支、企業預期和庫存變化。四大經濟周期長度各異，相互交嵌。事實上，產生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且不同的經濟體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會不一樣。

　　而在探討中國經濟周期的時候，我們認為還需要格外關注制度因素（詳細論述見潘向東著《真實繁榮》第四章：“中國奇蹟”下的繁榮如何延續）。中國的經濟周期與製度安排改革密切相關，表現出與成熟經濟體不一樣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促使我們在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經濟周期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尋找新的突破口。

　　制度週期：改革週期衍生出中國經濟周期

　　通過適合國情和經濟發展的製度安排改革，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繁榮，改革開放後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奇蹟”應歸因於強勢型的中國政府遵循了中國過去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合適的制度安排，通過改革和比較優勢的結合，釋放了“斯密增長”的巨大潛力。而所謂比較優勢就是廉價的生產要素和強勢型政府帶來的低公平福利下的廉價制度交易成本。

　　理解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經濟運行的波動，需要從制度安排改革的角度去分析。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背景來計算經濟周期，中國就經歷了整整兩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第一輪改革經濟周期起始於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結束於1992年新一輪改革啟動；第二輪改革經濟周期是1992年中國政府開始啟動新一輪改革，到2013年新一輪改革醞釀。

　　假若我們運用四階段法來劃分經濟周期，其運行規律就是一條正弦曲線，對應的四階段分別為：繁榮、衰退、蕭條、復甦。與製度安排改革緊密聯繫起來：繁榮階段即為製度安排改革紅利釋放階段；衰退階段即為製度安排改革紅利衰竭階段；蕭條階段即為啟動新一輪新的改革出現市場出清的階段；復甦階段即為生產要素開始重新配置的階段。過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圍繞“斯密增長”展開的，即打破制約要素市場流動的約束，擴大市場規模。

　　1978年和1992年啟動改制後，經濟都經歷了一個出清的過程，特別是1992年開始啟動改革，1992年朱鎔基總理執政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治理整頓，因為在1989年中國經濟下滑時我國政府也推動了大幅的財政和貨幣刺激，造就了物價急劇的攀升，1994年經濟出現了快速出清，利率快速回落，隨之而來經濟增速出現回落，銀行壞賬增加，國有企業出現大量下崗人員。在市場出清之後，第一輪改革經濟周期是1982年開始出現經濟復甦，是改革之後第四年開始，第二輪改革經濟周期是1999年開始出現經濟復甦，是改革之後第七年，期間是遭遇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疊加的擾動。當時國內一方面保增長，另一方面推動以國企改革為主的供給側改革，清理過剩產能與殭屍企業。經濟復甦之後，第一輪改革經濟周期是在1984年開始出現改革紅利的釋放，經濟步入高增長的繁榮期，第二輪改革經濟周期則在2003年之後經濟步入快速增長階段，享受改革紅利釋放所帶來的繁榮。

　　而隨著“改革紅利”的釋放，經濟也就慢慢步入“改革紅利”的衰竭。2007年經濟增速達到14.2%之後，通貨膨脹隨之而來。即便當時沒有出現海外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也到了需要調整的階段。2008年和2010年的兩度政策刺激之後，“負作用”開始顯現，2013年貨幣市場的“錢荒”、實體經濟出現融資貴與難，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是政策不斷刺激所帶來的金融資源錯配。

　　追溯到宏觀經濟這幾年的變化，2008年經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在“反週期”政策的干預之下，2009年、2010年下半年、2012年四季度、2014年四季度到2016年下半年至今這一次，已經前前後後經歷過5次小周期的回升，遺憾的是前4次經濟反彈的時間持續性不強，均沒有扭轉經濟回落的趨勢：2013-2016年，我國年度經濟增長分別為7.8%、7.3%、6.9%與6.7%，經濟下行幅度逐年收窄。

　　經濟“新常態”下，除了我國潛在增長率逐漸下滑之外，金融市場穩定性也在降低，波動性加劇，金融風險的積累和釋放不斷演繹：2012年開始的銀行理財產品的快速擴張，伴隨而來的是2013年6月份的“錢荒”； 2012年底資本市場圍繞“加槓桿”展開的“金融創新”，伴隨而來的2015年6月份的股災； 2015年房地產“去庫存”，伴隨而來的是2016年2季度和3季度房地產價格的快速攀升；在2016年四季度，隨著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鎖長放短”，債券市場以“坍塌”的方式反應。與“熱鬧”的金融市場迥異的是：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滑；中小微企業融資貴與難；在資產市場高收益的背景下，企業投資選擇的是資產市場，而不是實體產業。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之間的風險聯動下，現階段央行的貨幣政策重心已經指向去槓桿、去泡沫、防風險。

　　改革週期波動背後的邏輯

　　30多年的經濟運行，也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小周期波動，而這些波動與“制度安排改革”的“停、緩、急”密切相關，從而改革紅利的釋放也會呈現這些特徵。

　　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是很難通過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的，改革的推進存在“波動”：在改革紅利釋放、經濟維持較高增速的時候，改革的動能不強（高增長也容易讓人覺得已有的製度安排很適應經濟的發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改革推進總是猶猶豫豫，只有在經濟面臨困境的時候，倒逼改革加快推進。同時，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依靠改革來釋放制度紅利。因此，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也隨之演生，只是與改革“波動”之間存在一定的滯後期，這個滯後期是因為“改革紅利”的釋放需要一個過程。改革釋放的經濟周期與政治週期密切相關，因此2017年十九大召開，與1997年類似。如果國際方面沒有黑天鵝事件的巨大衝擊，2017年應該是改革釋放週期的開始。

　　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需要製度安排改革“與時俱進”

　　為何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需要製度安排改革去釋放經濟增長潛力？這其實就是經濟成長規律：縱觀過去我國經濟發展週期，從80年代初期第一產業發展迅速，80年代中後期開啟工業化進程，第二產業開始迅速發展，解決“吃”和“穿”兩個核心需求的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快速發展。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對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視機之類的家電的需求提升，帶動了家電產業迅速發展。2000年後，當“住”與“行”的需求提升，隨之而來的房地產和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與之配套的鋼鐵、建材、水泥等行業同時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機遇。需求方向決定未來產業發展，過去的30年，我們解決了老百姓 ( 42.65 -0.61% , 買入 )的衣食住行，與之相關的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未來產業是根據老百姓的需求方向發展的。這需要中國政府也“與時俱進”，滿足這些需求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製度安排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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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未來3-5年的經濟走勢

　　綜上分析，1-2月經濟數據背後存在著不少隱憂（詳見我們此前報告《經濟是新周期啟動，還是“乍暖”？》分析）。補庫存引致工業回升，隨著未來庫存的回補，工業活動將更多依賴於需求端的改善。名義投資回升源於投資品價格指數上漲，如果剔除價格指數的影響，折算後的投資的真實增長率已經是不斷回落，且製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增速的可持續性仍然存疑。由於下游終端需求有待改善、工業企業補庫存力度分化、生產平穩但存在下行隱憂，經濟短期走勢前景還有待進一步觀察。面對外部環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以及國內“防風險”與“去槓桿”下流動性偏緊的約束，短期內經濟數據的“乍暖還寒”、“冷熱不均”，並不意味著經濟已經啟動新一輪週期。

　　產生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且不同的經濟體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會不一樣。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探討中國經濟周期的時候，我們認為還需要格外關注制度因素（詳細論述見潘向東著《真實繁榮》第四章：“中國奇蹟”下的繁榮如何延續）。中國的經濟周期與製度安排改革密切相關，表現出與成熟經濟體不一樣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促使我們在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經濟周期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尋找新的突破口。既然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於改革紅利的釋放，那麼分析中國的經濟波動需要從制度安排改革的角度去理解。以經濟體制改革為背景來計算經濟周期，中國就經歷了整整兩個完整的經濟周期：第一輪改革經濟周期起始於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結束於1992年新一輪改革啟動；第二輪改革經濟周期是1992年中國政府開始啟動新一輪改革。30多年的經濟運行，也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小周期波動，而這些波動與“制度安排改革”的“停、緩、急”密切相關，從而改革紅利的釋放也會呈現這些特徵。

　　我們認為，當前傳統產業的市場出清、過剩產能的逐步淘汰，仍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中國經濟仍將處於相對的低迷狀態。所謂的經濟轉型期就是經濟增長方式從主要依靠“斯密增長”邁向主要依靠“熊彼特增長”轉變的過渡時期，此時，出現“斯密增長”與“熊彼特增長”的共振；經濟增速由於經濟體量在“工業化階段”的快速膨脹，受客觀資源環境的約束不可避免出現回落，經濟增長的動力依賴於不斷改革所帶來的紅利釋放，傳統產業與新的產業之間呈現此消彼長；經濟增速的高低、過渡期時間的長短依賴於改革推進對潛在增長釋放的程度，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常態”。中長期來看，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需要製度安排改革“與時俱進”。要走出經濟困局實現新一輪增長周期的關鍵在於加快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潛能。

　　從改革措施的推出，到改革紅利的釋放，仍然會經歷原有生產方式出清的過程，為此，未來3-5年是新的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起點，中國經濟在改革的推動下，新的增長動能開始釋放，原有的一些增長方式將不斷被淘汰。

　　本文引自中國銀河 ( 13.41 -0.89% , 買入 )證券研究部2017年3月29日發布的宏觀研究報告《經濟周期視角下的未來3-5年中國經濟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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